目击哈塔伊救援：一次次“疑似生命迹象”落空之后 | 震区手记
一位救援队员在震后废墟上 | 李晶晶
过去的一周里，在土耳其哈塔伊，我跟随见证了对这座震中城市的搜救行动。“疑似有生命迹象”声音曾一次次在我耳边响起，像许多人一样，我也急切盼望着灾难过后奇迹的出现。
然而每每遇到这种情况，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员很少表现出激动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所谓的“希望”源自家属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。有的家人出现幻听，认为废墟里的亲人在喊自己；有的则完全是“杜撰”，希望借此让救援队员过去查看。
当对“疑似生命迹象”的搜索一次次落空之后，一位救援队员平静地对我说：“救援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败”，但他依然会努力在挖掘时保以遗体的完整，然后在一次次失败之后，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专业。
我开始重新思考一场浩大救援行动的意义，那不只关乎拯救生命，也关乎保有努力和尊严。
当地时间2月11日下午，我抵达土耳其震中附近的加济安泰普机场。到达层空荡荡的，和我一起走出来的，几乎全是从世界各地赶来的、穿着各色制服的救援人员。
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场的出发层，那里挤满了拎着大小行李、去往别的城市投靠亲友的人群。在一片忙乱嘈杂中，机场的电子屏一直定格在一段蓝底白字的“全民哀悼”画面上：“希望真主安拉保佑，在地震中丧生的人得到安息，受伤的人早日康复。”
我和平澜公益基金会的救援人员坐上前往震区哈塔伊的车，离震中越近，车上越沉默。窗外是掉落的清真寺塔尖、倾斜的楼房、塌陷的地基、开裂的地面，还有那些没有帐篷安身的居民，他们点燃了从废墟中刨出来的家具取暖。
路上匆匆查询的资料告诉我，因为地处边境，哈塔伊吸引了很多移民，相比土耳其其他地区更加国际化。即使到现在，这里也能看到多元化的集合，街上有各式各样的土耳其餐馆，尤其是当地特色的冰淇淋店，还有现代化的健身房。只是当一栋栋大楼像箱子一样倾斜之后，这些生活细碎也被一股脑倾倒出来。
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“满目疮痍”，一位四川籍的救援队员只能一遍遍提起，“这和汶川一模一样。”
车子捎上了一个24岁的当地年轻军人，要去哈塔伊找父母。2月6日凌晨地震发生时，他正失眠，一阵摇晃后立刻躲到了沙发下面。他住的那栋公寓地基陷下去20公分，他被压住时，只有头能活动。
年轻军人在15个小时后被救出，他在废墟上乐呵呵地和救援人员合影，旁人问他：“别的幸存者都是喜极而泣，你为什么会笑？”他说：“我一直相信我能活着出来。”随后的4天，他一直留在现场，救出了很多邻居，但也见证了很多人的死亡。
抵达哈塔伊后，中国救援队的驻地被安排在体育场附近的一片空地上，不远处的山峰盖着皑皑白雪。这里的夜晚气温降至零下，次日早晨我们从帐篷里钻出来发现，鞋和衣服都挂满了厚厚一层霜。
不少救援队员在交流晚上被冻醒了几次，但没人抱怨，“这有什么的，好歹有帐篷，有次我们去尼泊尔救援时，就只能睡裹尸袋。”
开始救援已经是2月11日了，平澜公益的救援队员们负责主城区中两栋坍塌居民楼的搜救。来的路上他们已经有了心理预设，“已经过去6天了，前几天晚上又下了雪，被埋的人生还希望渺茫。”
哈塔伊主城区现在是黑灰色的，钢筋水泥坍塌后变成的碎片，把那些有光彩的相册、玩具、书本都掩埋在了下面。当挖掘机把这些物件翻出来后，围观的幸存者冲过去把它们捡了起来，轻轻抚掉上面的灰土。他们说，这栋楼的废墟下面，至少还埋着20个人。
每捡到一点物件，好像希望就破灭一些，人群里开始有人哭泣，然后声音越来越大。两个女人连续两天出现在现场，一个穿着灰衣服，抱着家人的相册默默流泪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还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，每发现一点孩子的私人物品就哭一次，她的怀里抱着孩子的获奖证书、车票、集邮册、学生证......
2月11日平澜公益搜救的第一天，仅一栋楼的点位，救援队员们一天就找到了7位遇难者。我能看到灾难降临那一刻，他们所做的最后努力。有一家四口被找到时，父亲用手臂护着床上的两个孩子；有一对姐妹，被砸中时还保持着向门外冲的姿势；一个睡梦中的老人，手部向上弯曲，想去抵挡落下的石板；还有一具被压住的遗体，保留着挣扎的痕迹，他在被掩埋两天后还曾和家人取得过联系。
尸臭味往往是发现遗体的先兆，那是一股即使在口罩上滴了风油精，也盖不住的可怖味道。风里就裹着这种味道，当挖掘机铲动废墟时，更是扑面而来。随着味道越来越重，周围会有人拿着床单撑起围挡，再用毯子包裹好遗体，然后装进裹尸袋。
一条街上就摆了十几个裹尸袋，不停有人来认领。拉开拉链辨认容貌，在袋子的标签上写下遇难者的名字，然后双手合十，或是哭着瘫坐在地上。
在救援信息联络群里，不时会跳出消息：“现在谁还有支援震区裹尸袋的资源，求。”
第一天的救援挖出来的都是遗体，整个队伍浑身灰扑扑的，心情也是。12日一早，他们接到消息，昨天挖的那栋楼里疑似有生命迹象。
每当“疑似有生命迹象出现”，一座座废墟上就会响起“停”的喊声，或者传递过去几声响亮的口哨。整个街区的挖掘机、汽车甚至摩托车都会在瞬间停止声响，交谈的人们也立马噤声，屏住呼吸朝着一个方向看去。
但救援队员们再听到这种消息，已经没了和围观人群一样的激动，听到的次数太多了，失望也太多了。前一天他们就去了两个有“疑似有生命迹象”的现场搜救，最终挖出来的是冰冷的遗体。
所谓的“疑似生命迹象”，很多时候来自于家属不能接受现实。有的家人出现幻听，认为废墟里的亲人在喊自己；有的则完全是“杜撰”，希望借此让救援队员过去查看。
但不管真假，消息总会立刻传遍哈塔伊主城区。除了大家都盼着有奇迹出现，另一个窘迫的现实原因是生命探测仪的缺乏。这种确定幸存者位置的必备器材，不是每支救援队都有，需要互相挪借。
12日早上，平澜8名队员迅速赶了过去，他们像剥洋葱一样，把废墟一层层拨开，露出了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电梯井。但这一次分明真的有声音传来，在电梯井下方，传来虚弱但清晰的女声，“要水，水。”
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，大家抑制着急促起来的呼吸，有的人已经准备好鼓掌，怕影响救援人员听声音，就轻轻挨了几下掌面，然后早早把毯子、水，这些获救者急需的物品传了过去。
救援人员边说着鼓励的话，边借助各种破拆工具，在电梯井下面掏出了一个通道。先是暖气片和瓦砾被丢出来，然后露出了一只手。但清理必须是缓慢小心的，两个小时之后，一个20多岁的女孩被抬了出来。
正午的阳光温暖、刺眼，担架上的女孩紧紧捂着脸，依然能看出来她在抽泣。没人知道连续7个阴暗寒冷的夜晚，她是怎么捱过来的，更让人们后怕的是，如果前几天挖掘机敲碎了她头顶的电梯井，会发生什么。
救援是个技术活儿。很多当地的救援力量是建筑公司的工人，他们熟悉如何快速拆除房子，但不知道该怎么避免可能的二次坍塌，也不清楚，不同情况下该先挖动哪块石板。
站在废墟上，穿着黑色制服，拿着手电不停在指挥挖掘的，是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的土耳其救援领队李硕，因为曾经当过兵，大家都叫他“大兵”。他从汶川地震开始进入救援领域，参与过泰国洞穴、伊朗洪灾、阿富汗地震等大大小小几十次国内外救援。
“这还是第一次在地震中救出活人。”大兵蓄着短短的胡须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。在女孩获救后，他嘴角才有了小幅度的上扬，放松地开了开肩。
但他也感到后怕，幸好自己在前一天叫停了挖掘机对电梯井的作业，不然那个女孩就可能被砸死。“真的，差点成罪人。”
救援队员们被围观人群围住，得到了比前两天更有力地拥抱和握手，有位老人拉着他们，求他们不要走，他也有家人埋在下面。还有那位获救女孩的父亲，也满怀期待留在了现场，直到疑似他妻子的遗体被抬出来，半个小时里他经历由喜到悲的落差，开始嚎啕大哭。
在12日下午，不远处又传来了“疑似有生命迹象”的消息，大兵耸了耸鼻子，“今天天气真好，是个好日子。”
站在挖掘机挖斗里勘察结构的副队长周亚辉刚降落下来，当地居民就不停跑来央求他过去看看。消息还不明确，有人说是一个女婴，有人说是一个十一岁大的女孩，但大家都笃定地说：“是的，有人听见了孩子的哭声。”
最后确认，那是一个15个月大的女婴，断掉左手的父亲刚从医院包扎回来，绕着楼房一圈圈地走，听到邻居说好像有哭声，“疑似有生命迹象”的消息，也是从那时候传出的。
现场是一栋红色瓷砖贴面的四层小楼，主体结构还没有被完全破坏，只是出现了一些倾斜和裂缝，但是楼房的一层已经完全塌陷进地底。大家指向楼房右边的窗户，女婴的床在那里。
没过十分钟，挖掘机、当地的救援队都陆续赶到。场面一度混乱，没有统一的指挥，当地的救援力量用土语大声喊着，“递蛇眼、锤子过来。”挖掘机先在女婴的窗户方向挖出了一个缺口，救援人员爬进二楼，在地板上凿出一个50公分的洞，这时需要一个身材瘦一些的人爬进去看看状况。
周亚辉高高瘦瘦，因为偶像是探险家黑吉斯，大家都叫他“老黑”，他成为了最好的人选。他缩着身体爬进去，成了现场热烈气氛中第一个冷下来的人——女婴已经去世有一段时间了，但地震发生后应该又坚持了几天，她的遗体没有臭味，摸起来还是软的，她被窗梁压住了腰，小小的身体动弹不了。
他把女婴抱出来，交给了当地警察。周围传来轻轻的啜泣声，哭声最大的是瘫坐在地上的女婴父亲。这是震中各种哭声中最凄厉的一种，当面对亲人遗体的时候，沙哑里带着绝望。这位父亲的妻子和儿子还在医院的监护室抢救，他自己也在不久前才刚获救，左手还裹着厚厚的纱布。
因为救援队需要分三个小组作业，有时会需要我帮他们拍一点事后技术研究的“作业视频”——关于怎样清理遗体，尽力保持完整，让家人不至于看到太惨痛的景象，也为下一次救援积累经验。
我站在废墟上拍摄，裤子上有时会沾染尸液。看到一具具残缺的遗体，我并不觉得可怕，甚至会“不合时宜”地思考起生命的渺小。
相比惨烈的景象，更容易让我眼眶湿润的，是那些遇难者家属的恸哭。在震区的“外来者”中，记者和翻译志愿者成了最“仓促”面对生死的人群。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，同样和救援队一起在废墟上盘桓搜索。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，自己好像把一辈子的力气和眼泪都用光了。
队里哭得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土语翻译小麦，她是中国人，因为留恋土耳其的美景而留在了当地，和一个土耳其人结婚。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她也看到了那个15个月大女婴的遗体，粉嘟嘟的脸庞、卷卷的金色头发，还穿着纸尿裤，趴着像是睡着了。小麦眼泪止不住地流，“那真是天使一样的脸庞啊，还没看过这个世界就离开了。”
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灾害报道，在以往的经历中，我总会努力寻找那些幸存者的故事，因为那是灾难过后，人人都希望看到的奇迹。当我抵达土耳其震中后，也依然急切盼望着好消息的出现。
打破我这种设想的是国际救援专家陈浩，他是在场最资深的救援人员之一，也是许多人的老师。他曾经在没有太多防护的情况下参加了福岛核电站救援，回来落下了一身伤病。
“我们救援绝大数时候都是失败的，很多时候就是给家属一个心理安慰。”陈浩说，他在挖出遗体时总会尽量保持完整，带领救援人员鞠躬致哀，最大程度保证死者的尊严。有时候，这些努力也会得到亲属的感激。
他还提到了“疑似生命迹象”的另一面，有可能会让救援人员错过更多人的呼救，这之间的抉择和牺牲，不亚于“电车难题”。当一个需要救20小时的人和两个需要救2小时的人同时出现，救援人员只能对前一个说“对不起”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有的救援人员甚至会因此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，需要心理干预。
无力感是救援人员通常要面临的问题，在尼泊尔地震中，陈浩的一个学生连续挖了30个小时的地道，还是没能把人救出来，坐在地上痛哭。
一次次“失败”的经历，最后磨平了救援人员的情绪起伏。他们更愿意把这件事作为一件“专业、并能更专业”的事去做，怎样设计破拆建筑物的结构、总体的步骤如何安排，都需要不停学习和积累经验。
当地时间2月14日，土叙大地震仅在土耳其造成的遇难人数就已超过3.5万人，与此同时，在这一天至少有10名幸存者获救。
在这看似悬殊的数字背后，“悲剧”与“希望”复杂的交汇在一起。在哈塔伊临近城市的医院，我见到了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。地震发生时，她被人从5楼抛下获救，双腿骨折打上了石膏，她的父母在两天后找了过来。在这家医院里，还有上百名在震后被送来的婴幼儿，至今没有家人前来寻找他们。
2月15日这天，平澜公益基金会救援队接到了撤离的通知，他们也在作业面留下了遗憾。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，每天都会出现在救援现场，他姐姐的遗体还没有找到，他知道位置在哪里，但是埋得太深了。
